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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疑云之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

2014-8-30 14:30| 发布者: 登封市文联| 查看: 833| 评论: 0

宋神宗赵顼(音xu,同须)即位后,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,尊曹太后尊为太皇太后,立妃子向氏(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)为皇后。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,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,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,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。

在宋神宗之前,宋仁宗、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,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——即宋太祖、宋太宗制定的“祖宗之法”。到宋神宗即位之时,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,积弊日深,国内危机日益严重,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。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,年轻而富有朝气,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,想缓解危机、富国强兵。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,变法是唯一的办法。他还是太子时,就很喜欢读《韩非子》一类的书,有变法强国的愿望。即位之初,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:“天下弊事至多,不可不革。”由此可见,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。

变法是大事,必然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方面面。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,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,文雅君子,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,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。所以,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。

王安石,字介甫,号半山,小字獾郎,抚州临川人,世称临川先生。王安石少好读书,记忆力特强,庆历二年(1042年)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,先后任淮南判官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、常州知州、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。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,能够关心民生疾苦,“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”,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,减轻人民负担。

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,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等人并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,忍不住赞叹说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,后来谁与子争先。”对王安石评价极高。

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,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。奇怪的是,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,王安石均托故不出。即便是像欧阳修、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,也被王安石拒绝。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,是相当难以理解的。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,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,想以退为进,以博取更大的声名。

嘉祐三年(1058年)十月,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,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,担任三司度支判官。两年后,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。这一官职虽然清闲,却是要职,晋升的机会很大,但王安石多次推辞,就是不肯接受。宋朝廷无可奈何,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,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。迫于无奈之下,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。

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,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,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,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,改变宋朝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。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,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,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。

嘉祐八年(1063年),王安石母亲去世,王安石离职。但他并没有闲下来,之后的四年,他在金陵兴办书院,开始收徒讲学,陆佃、龚原、李定、蔡卞(蔡京弟,王安石女婿)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。一时间,王安石名声大噪,天下人公论说:“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,是王安石的不幸,也是朝廷的不幸。”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,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,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。

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,在宋神宗之前,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;而宋神宗后,蔡确、章惇、吕惠卿、蔡京、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。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。之所以如此,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。而王安石识人用人眼光的差劲,由此也可见一斑了。

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,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。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,宋神宗经常称好。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,便趁机说:“陛下赞好的观点,其实不是我的见解,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。”于是,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。

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。宋仁宗时,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,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,作为宴会的主菜。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,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,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。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,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,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,这实在是不合常理。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“眼中多白”,这是奸臣之相。苏洵(苏轼父)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,题目就叫《辨奸论》。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: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。只有大奸大恶之人,才会违背人之常情,整天不修边幅,吃着猪狗之食,邋遢地谈诗书礼乐,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。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,他很少换衣服,据说也不洗澡。

尽管如此,宋神宗即位后,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,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,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。尽管以张方平、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,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(1068年)四月受命入京。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,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,立即召王安石进宫。

在这次入对中,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,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,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。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,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:熙宁变法。

熙宁二年(1069年)二月,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,负责变法事宜。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,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: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,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,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。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,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,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。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,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。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,主要有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韩绛、吕嘉问、沈括等人。

王安石所搞的新法,核心思想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,来与民间争利,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。如此这般,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。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,宋神宗不听,出吕诲知邓州;青苗法刚一颁布,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;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,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;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,激烈反对变法;翰林学士范镇,右正言李常、孙觉等也上书职责青苗法;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,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,曾公亮、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。

面对这些压力,宋神宗有些动摇,就询问王安石:“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,批评变法不怕天变,不听舆论,不守祖宗的规矩,如何是好?”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,于是坦然答道:“陛下认真处理政事,怎会天变?陛下经常征询意见,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?至于祖宗规矩,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。”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,决定继续推行新法。

[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汗牛充栋,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。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,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——那就是要富国强兵。理想是好的,实现起来并不简单,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。就王安石本人来说,他是一个政治家,更精确地说,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。如果是一个政治家,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,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。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,无论班子得不得力。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。不幸的是,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。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,王安石“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,具有相当的前瞻性。可惜的是,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,新法才显得不且实际。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,用人度量不够,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。而最为关键的是,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。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,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,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,且愈演越烈,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。]

传奇的是,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。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,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。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,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,总是一包拿回家后,交给家人随便花销,从来不清点数目。如此一来,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,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,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,二十出于忠君爱国之心。这无疑让宋真宗分外感动。所以,在新法开始推行后,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,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,宋神宗也一度动摇,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。

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,不徇私情。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,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,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。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,拦在王安石马前,请求说:“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,相公不要为难我们。”却被王安石严辞拒绝。

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。后宫曹太后认为“祖宗法度不宜轻改”,总是对宋神宗说:“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!”与宋英宗与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,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。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,内心常常深感不安。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,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。这样,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,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。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,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,废除新法。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,说:“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,那你来干好了!”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。

凑巧的是,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,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,比如京东、河北突然刮起怪风,陕西华山崩裂。古人极信天象,一时间人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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